纵观历史上的知识巨人和艺术巨匠，很快就会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他们中很多人是移民或难民，从雨果、W·H·奥登、纳博科夫到塞尔维亚裔美国科学家特斯拉、居里夫人和弗洛伊德。这个伟人榜上排在首位的是天才中的天才：爱因斯坦。1905年是他的“奇迹之年”，他发表了至少4部突破性的科学著作。这些成就是在他从德国移居到瑞士之后取得的。
当今移民话题缺失的就是这一回避不了的事实：大批卓越人才在外国开花结果，尤其是美国，新移民充满创新热情是它的一个鲜明特征。今天，外国出生的居民在美国人口中仅占13%，但是他们获得的专利占全美的近三分之一，他们中的诺贝尔奖得主占美国的四分之一。
原因何在?远走他乡就能造就创新天才?
如果不得不给予解释，我们通常采用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法：来到异国他乡的移民虽然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意志坚定，渴望成功。移民工作勤奋。移民有支持他的家庭和祖国更大的关系网为后盾。
这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做法，但是又具有欺骗性。强烈的动机可以解释为何移民和难民在他们选择的领域获得了成功，但是解释不了他们为何具有非凡的创造力，解释不了他们的天才。
“打破常规”是创新前提
有一项研究给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解释。几项研究都证明了“打破常规”在智力发展中的作用。一旦打破常规，我们的世界就会天翻地覆，时空线索就会失去平衡。
2011年，荷兰心理学家西莫内·里特尔牵头搞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研究人员让一部分研究对象按照“错误”的顺序做早餐，另一部分研究对象按照常规准备早餐。第一组研究对象，即打破常规者，他们总是表现出更多的“认知灵活性”，这是创新思维的前提。
这表明移民的创新能力不是因为他的抱负而是因为他处在边缘。很多移民拥有心理学家奈杰尔·巴伯所谓的“斜透视”能力。脱离自己熟悉的地方，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而这种新的视角使之能够超越仅仅有才干的人。用哲学家朔彭豪尔的话说：人才能够击中别人无法击中的目标，天才能够击中别人看不到的目标。
弗洛伊德就是一个典型。小时候，他和家人随着移民潮从奥匈帝国的边陲来到维也纳。在1913年前，这座城市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不到其人口的一半。弗洛伊德试图融入这座城市。他穿皮短裤，玩当地的塔罗克纸牌，但是作为犹太移民，他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他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与主流的距离足够远，能以新的眼光看世界，又足够近，能宣传自己的思想。
玛丽·居里则生在波兰长在波兰，但她对自己的祖国缺乏求学机会感到失望。1891年，24岁的她移民到巴黎。开始的时候，她的生活非常艰难，白天学习，晚上当家庭教师。不过，两年后她获得了物理学位，这是她光彩照人的科学事业的开始，她后来两度获得诺贝尔奖。
“经验开放性”最为重要
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心理学家斯科特·巴里·考夫曼说，当然，像居里夫人和弗洛伊德这样的具有超常创新能力的人物有很多特质，不过他们的“经验开放性”最为重要。这对整个社会似乎也适用。
比如日本这个国家，历来属于世界上最封闭的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迪恩·西蒙顿对日本580年到1939年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他在美国《人的性格和社会心理杂志》上发表文章，将日本不同时期(从移民、国外旅行等)获得的“额外文化输入”与医药、哲学、绘画和文学等领域的成就做了对比。西蒙顿发现了一个始终如一的相互关系：日本越开放，成就越大。
西蒙顿认为，外来的新思想未必直接激发创新。它们的存在只是一种刺激因素。有些人开始看到自己很多文化习惯的随意性，对新的可能性持开放心态。他说，一旦你认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做事或思考的方式，那么各种新的渠道就会向你打开。他得出结论说：“认识文化的多样化有助于解放心智。”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古希腊，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对这个城邦的辉煌成就做出了很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从衰落中的拜占庭帝国招募了最优秀的人才。即便不请自来的“额外的文化输入”，就像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有时也会激发创造力。文化的混合带来了19世纪末的“孟加拉文艺复兴”。
里特和她的同事2014年在英国《创造力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人们不需要直接参与打破常规来提高自己的创新思维。这表明即使非移民也可以从新移民的不同之处受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碰撞都有好的结局，也并非所有的移民都能成为天才。逆境能激励一些人成为伟人，也会让一些人绝望。不过，在我们纠结于自己的移民和难民政策时，把欢迎进入视为开明的利己行为而非施舍才是明智之举。一旦创新之风兴起，我们将呼吸到更令人兴奋的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