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刚一传入葡萄牙,葡萄牙所拍的一些短片还只局限于模仿卢米埃尔的《火车到站》、《工厂大门》、《街头集锦》等拍摄方法。但,电影很快就受到了本国文化的影响,开始出现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影片。根据话剧改编的《狼》(1923),虽然导演里诺·卢普是意大利人,但他较为准确地把握了葡萄牙的风土人情,被评论界誉为“葡萄牙无声电影时期最佳影片之一”,这正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葡萄牙传统文化的影响。
自1931年葡萄牙电影进入有声时期以来,葡萄牙的电影工作者在探索电影民族化的方面进行了新的努力。广大观众愿意在影片中听到自己的语言、葡萄牙的抒情诗歌。话剧、歌剧中的语言都为电影提供了借鉴的基础。葡萄牙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民族音乐“法多”也为电影音乐开拓了民族化的道路。民族语言、民族音乐在葡萄牙电影上的出现,激发了观众对本国电影的热爱。
巴罗斯导演的《雷托尔先生的学生》(1935)和《阿拉·阿里拉》(1942)都获得了成功。巴罗斯在拍摄《阿拉·阿里拉》时,如同他拍摄《海上的玛丽娅》一样,选用的演员都是渔民(只用了一个职业演员)。这种冒险使用非职业演员的拍摄方式,体现了导演对于在银幕上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刻意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出现,对世界电影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紧随其后,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又向世界影坛发起了新的冲击。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法国“新浪潮”电影为已经相当消沉的葡萄牙电影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得一些在政治上不满萨拉查独裁统治、立志革新的葡萄牙电影工作者振奋起来。1962年,青年导演费尔南多·洛佩斯发表了题为《葡萄牙零年》的文章。而后,电影理论家巴蒂斯塔·巴托斯又发表了《我们从零走向希望、从希望走向成功》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详尽分析了葡萄牙电影落后的状况。文章的发表,犹如划破夜空的信号弹,预示了葡萄牙影坛将出现新的局面。
此时,一些热衷于电影文化的小组纷纷成立,他们聚集在一起,探讨怎样改变葡萄牙电影落后的现状,以及如何对电影进行革新。他们为能产生真正的民族电影而寻找出路。这些立志改革葡萄牙电影的人大多在法国、英国学习过电影或从事电影评论工作,他们熟知世界电影的发展趋势,了解葡萄牙电影落后的结症所在。他们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颇深,准备在葡萄牙拍出一批反葡萄牙传统电影的影片。这种改革葡萄牙电影的热潮,被葡萄牙评论界称为“葡萄牙新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