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最早从9世纪下半叶晚唐(约公元879年)开始就有广东人赴印尼谋生，印尼华人的先祖在1000多年前漂洋过海南渡，落地生根。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南方日报记者先后探访了印尼唐人街和错落其间的中国寺庙、远在郊区的印尼客家文化博物馆、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广肇总会以及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追寻华侨华人先民为中印文化交融做的贡献。
历史
兰芳共和国印记华人南洋史
印尼建成中国海外首个客家博物馆。
据印尼政府2014年公布的数字，印尼有300多个民族，华人约占人口总数的5%，超过1000万人。但华侨华人来到这个国度，却经受了比其他地区更为曲折的融合历程。
黄昆章所著的《印尼华侨史》中写道，汉代可以作为印尼华侨史的序幕，唐代可作为印尼华侨史的开端。至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印尼华侨社会初步形成。元末明初，印尼华侨社会已经相当繁荣。
最早从晚唐(约公元879年)开始，就有广东人移居印尼。早期许多广东人前往南洋谋生，其中有些人擅长经商，颇受当地酋长的敬重。乾隆年间，一个在南洋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罗芳伯登上了历史舞台。
据史料记载，广东梅县客家人罗芳伯“少负奇气，生性豪迈，行侠好义，喜结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35岁的罗芳伯决定下南洋谋生，历经风浪，从一个叫“三发”(今天的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地方上岸。
起初，罗芳伯以教书为业，他有文化、有胆识、有才能，又懂武术，身体壮实，既能团结侨胞，又能与当地土人合作，深受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拥戴。罗芳伯在站稳脚跟后，积极联络当地土族头领，成立华侨与当地民众相结合的军队。
1777年，罗芳伯与潮州人陈兰伯一起在东南亚西婆罗洲(现称西加里曼丹)坤甸成立了“兰芳公司”，是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含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由于不少当地土著酋长都要求兰芳公司保护他们，罗芳伯又在坤甸成立“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并担任共和国元首，总揽国家保安及各部族之间的协调工作。而各部族的内部事务，仍然由酋长负责。在国势最高峰时，兰芳共和国的势力范围占有整个婆罗洲。历史上，兰芳共和国也曾向清朝称臣，并派员前往北京朝贡。
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荷兰殖民主义侵略军的猛烈进攻，终因武器太差而失败，这个华人国家也不幸灭亡。兰芳共和国共存在了110年，尽管时间短暂，但作为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共和国，印记了广东华侨华人在南洋的历史足迹。
及至19世纪，中国移民海外人数日益增加，华人社团组织也以各种地缘、族缘、语缘形式集结发展起来。印尼各地的广东会馆、同乡会大约在1880年前后开始纷纷成立，潮汕、客家、广府的华侨华人纷纷设立会馆、社团，修建庙宇，守望相助。
雅加达广肇会馆。
印尼各地分布着客属团体、广肇会馆、惠潮嘉会馆、梅县同乡会、惠州会馆、潮州会馆、蕉岭同乡会及大埔同乡会等等。如创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惠潮嘉会馆，原为广东公祠，为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州)3府25县乡亲的联谊组织。
商业
著名侨领张弼士留下爱国轶事
华侨华人在印尼辛苦打拼，主要以经商为主，一些广东籍华侨先辈依靠勤奋致富，这其中就不能不提到晚清张弼士的故事。
张弼士在印尼发家致富。他商业事业全盛时期，资产约达七八千万两白银，为同时期东南亚华侨首富。
张弼士1841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年幼时生活贫困，为人放牧。18岁时出洋谋生，在雅加达一个华侨纸行当小工，得到店主信任，招为女婿。以后继承岳父遗产，销售各国名酒，后来又得到荷印政府信任，承包了研究专利权，获巨利。后来成立裕和公司，在亚齐及日里等地投资椰子、橡胶、咖啡及水稻垦殖业等，终成巨富。爱国的他又回到祖国投下巨资。1894年，在烟台投资300万元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成为经久不衰的民族品牌。
他的爱国情怀更反映在召集印尼广东华侨张煜南兄弟回国兴办潮汕铁路一事。1899年，清政府委任张弼士为佛山铁路总办，他邀请祖籍梅县、在苏门答腊靠种植业发家的张煜南、张鸿南回国商讨兴办铁路事宜，着手筹建潮汕铁路。这条铁路南起汕头，北至潮安，全程39公里，于1906年10月完工。这条铁路较美国华侨陈宜禧创办的新宁铁路早两年，成为海外华侨回国创办的第一条铁路。
张弼士在南洋华侨中享有极高威望。他曾捐赠8万元创办马来西亚第一所华侨学校——华中小学。该校长期供着他的头像，教职员早晚焚香供奉，足见对他的敬仰。
印尼华侨一直保持着善于经商的传统，今天在印尼仍有不少成功华人企业家。印尼广肇总会的秘书长黄贤安祖籍开平市马冈镇，出生在苏门答腊。黄贤安从小在新加坡念书，能说很流利的英语。9月22日至24日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江门青年大会是广肇总会2016年的主要工作，黄贤安认为，响应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世青大提倡了“共赢”的精神，让更多印尼人看到“一带一路”的实际好处，更有效地推动开展。他认为，目前印尼与中国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华侨华人对当地的贡献仅限于经济方面是不够的，应该在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展示出更大的贡献。他笑着说：“希望有一天，粤剧《薛仁贵》能用印尼语唱，文化的碰撞融合会带来很美的意蕴。”
文教
不遗余力兴办华文教育
华侨华人在印尼的生活曲折而艰辛。从1740年起，印尼曾发生过许多起不同规模的排华事件。“二战”之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印尼于1945年摆脱殖民统治，正式走向独立。这时期，印尼的华侨华人也过了一段安稳日子。1950年至1965年是印尼华侨社团发展最快的阶段。据资料估算，1958年全印尼的侨团约有2100多个。
1950年至1957年是华侨教育兴旺发达的阶段。最主要的标志是学校数量与学生人数激增。据1949年统计，全印尼的华侨学校有816间，学生23万人。到1957年11月，华侨学校共1861间，华侨学生有20余万人。
华侨热心办学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只要有华侨的地方，即便人数很少，也会有华侨学校。中爪哇梭罗1952年华侨华人有2万多人，而学生有2500人，占当地华侨总数的1/8。苏门答腊东海岸的四角芭，全岛2000多名华侨全是渔民，华侨学校有3间，1952年学生有两三百人。
印尼中文学校的办学方针十分有特色，一度将目标定为着重为培养建设中国的人才，而不提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培养当地所需的青年。
而说到印尼的华文教育不能不提到广肇会馆。1909年，广肇籍华侨团体成立广肇会馆，是当地历史悠久、颇有影响的广东会馆之一。印尼广肇会馆新址坐落于雅加达鲁班庙，富丽堂皇又充满广府气息的大厦彰显着广肇会馆的崭新活力。广肇会馆的大厦落成为广肇乡亲聚会、华人社团交流聚首及公益福利事业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广肇会馆历来注重儒家文化和传统风俗的传承。广肇先辈很早就集资建广仁学校，是著名的巴城中学的前身之一。巴城中学创办于1945年，1966年7月停办，巴中校友于2012年创办了巴中三语学校，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开设华文课，还教书法、舞龙、舞狮等传统文化，继续为传承中华文化，复兴华文教育而努力。巴城中学校歌歌词写道：“祝我巴中声教远扬，蔚为祖国荣光。”
另一家在印尼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广东会馆是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成立于2007年，旨在团结在印尼之客家华裔族群，如今在全印尼各地区已有51所分会。
在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名誉会长梁世桢的推动下，印尼八华学校于2007年复办。八华学校于1901年在雅加达创办，于1966年停办。当年创校人之一便是梁世桢的祖父梁映堂，41年之后在梁世桢的推动下八华学校成功复办，这不仅体现了华文教育崭新的活力，也彰显出印尼华人对传承中华文化世代相传的执着。近年来，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成功创办了崇德三语学校，并在多个分会都有分校，是华文教育复兴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文化传承上，总会期望客属后裔不可数典忘祖，致力于将客家先辈的开拓精神与客家族群的风俗文化永久地保存下来。2014年9月4日，印尼客属联谊总会为坐落于印尼缩影公园的印尼客家文化博物馆举行竣工仪式。如今印尼客家文化博物馆正接待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向世界展示着客家族群来到印尼后形成的独有的风俗文化，追溯他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客家精神。
粤人行踪
周伯达：深挖两国经贸潜力三十年
印尼土地上的广东籍华侨善于发现商机，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他们的踏实经营与勇于开拓让华侨商人在这个南洋岛国上大放异彩，周伯达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印尼富域有限公司总裁周伯达，祖籍广东开平，是印中协会副总主席，也是印尼广肇总会顾问和永久名誉主席。周伯达现今从事镍矿生意，是印尼的核心矿产之一。年少的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他只读到高中毕业就得参加工作供弟妹上学。1984年他第一次回到中国，两年后便有了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在东北的大豆加工工厂。他回顾道，当时东北就只有一间大豆加工工厂。他发现了中国有很多领域存在太多潜力，而他作为印尼华侨，在中印商业合作上有着独特的纽带作用。自此他便开始不断寻找印尼和中国商业的契合点并开展合作。在这30年间，他在上海做过房地产，和湖南的企业合作运营过化工进口项目，以及加工工程、水力发电厂等。
中国国内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推动了周伯达事业的成功，而他也一直牵挂着中国和故乡的发展，不仅致力于促进乡情联结和团结印尼广东华人群体，在努力推进中印间交流合作上也不遗余力。
多年来，周伯达曾组织印尼华裔青年回乡举办夏令营，组织印尼广肇会馆回开平举行恳亲大会等。同时，他也关切并大力支持家乡侨联事业，常邀约雅加达开平乡亲进行聚会联系乡谊。谈起在印尼的广东华人，周伯达意识到在印尼的广东华人不能分裂，因而倡议将30多个广肇会馆联合起来建立印尼广肇总会，将广东四大族群的总会：广肇总会、客属联谊总会、潮州总会和海南总会联合起来建立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希望各大会馆能汇聚力量，共促发展。
周伯达十分关切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他认为“一带一路”对于中国和印尼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事，这条路一经打通，给中国和印尼的发展和彼此间交流合作都是十分有利的。在他看来，广东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优势，依托乡情乡亲，通过广东的民间渠道会使广东和印尼的往来更加顺畅，也可借助这样的情感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
城中探粤
唐人街：中国春节成印尼法定假日
与其他国家的城市不同，雅加达并没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唐人街”。雅加达城区分为两个部分，北面滨海地区是旧城，为海运和商业中心。南面是新区，为行政中心。虽然没有明文标注的唐人街，但是在滨海地区的旧城，是华人的主要聚居区。虽然没有形成一条特色街道，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很多店面上见到中文招牌，从杂货店到中文书店，遗憾的是，很少店主能说流利的中文。以金德寺为中心的区域，是印尼华人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这里不仅可以见到出售中国货的商铺，还能见到宗祠。商铺里兜售的多为食品。每当中秋佳节，月饼会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中华文化公园内的孔子像。
如今，包括禁止中国文字等歧视性法律已被废除，并且中国新年也成为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官方公众假日。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中国文化在印尼的复兴。
印尼客家博物馆：对华人文化的重视
东区的缩影公园，有一座充满客家风格的建筑引人注目。这就是2014年落成的客家博物馆。印尼客家博物馆由印度尼西亚客属联谊总会筹建、中国梅州市建筑设计院设计。第一层将间隔成许多单元用作办公室、接待室、会议室、宴会厅、图书馆、纪念品销售部、客家美食小馆等;二楼和三楼辟为展览厅，展示1000多年来客家先贤背井离乡的奋斗史，以及数百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华族中的杰出客家先贤事迹，如在西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共和国”的罗芳伯，著名华侨实业家、慈善家张弼士及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创办人丘燮亭、梁辉运等。客家博物馆的落成，反映了印尼政府近年来对华人的重视和对华人文化的尊重。
学者论粤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范若兰
印尼华人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印尼是世界上华侨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福建。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不同规模的排华事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印尼华人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引起相对贫困的原住民不满，认为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印尼与中国国家关系的恶化，导致印尼原住民对华人的仇恨。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民主转型，排华情绪渐消，印尼华人开始重返印尼社会舞台，日益发挥巨大的作用，与印尼原住民一起推动着印尼社会的发展。
具体来说，经济方面是印尼华人的强项，他们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政治方面，印尼华人积极参政，组建政党，参与主要政党，当选议员，有的当选省长、成为部长。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华人也积极恢复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华人社团，积极推动“孔教”被承认，致力复兴中华文化。
现在，大部分的印尼华人都加入了印尼国籍，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印尼公民。大部分印尼华侨华人都认为，现在是华人在印尼最好的时候。印尼华人能够做的是，积极推进印尼的民主化，建构民族平等、包容的政治氛围;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从事慈善活动，积极融入印尼文化。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在这个中印关系最好的时期提出，会让中国和印尼都越来越好，而作为中国和印尼特有的民族纽带，印尼华人在其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如咨询者、投资合作者等。华人经济能力较强，有较广泛的商业网络。中国企业在印尼进行投资时，通过华人的桥梁作用，可以少走弯路，减少开拓市场的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