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杉矶奇迹告别雾霾的历史里，我们能获得什么？
70年前，美国洛杉矶也曾经经历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伤痛。对于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来说，这座美丽繁华的“天使之城”除了好莱坞、迪斯尼、圣莫妮卡海滩，除了科比、湖人队、1984奥运会，还有一个深植记忆的痛苦标签——曾经肆虐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雾霾。
洛杉矶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雾霾难以消散
走在路上的人们闻到了刺鼻的气味，他们看不清方向、认不出景物，很多人把汽车停在路旁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每个人都狼狈不堪：眼睛红肿、喉咙嘶哑，脸上灼烧一般的刺痛。
1940年代雾霾肆虐的洛杉矶
此刻的洛杉矶，情况越来越糟，雾霾天越来越频繁，居民开始出现恐慌。但，雾霾并没有缓解。很快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家庭垃圾焚烧炉是罪魁祸首，居民们被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雾霾依然没有减少。政府公信力一降再降，终于失语了。在那些日子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蜂拥向医院接受治疗。
曾经“暗无天日”的洛杉矶
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对于正在深受雾霾困扰的中国人，洛杉矶经验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雾霾形成的主要元凶之一是石化燃料车的尾气排放。在静风的时候，汽车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在阳光的紫外线下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二次污染物，形成光化学下的烟雾， 即中国目前遭受的雾霾。
这一认知，在1943年美国洛杉矶第一次遭受大面积严重雾霾后的7年，也就是在1950年后才被揭示出来，当时洛杉矶的环保部门认为85%的雾霾来自汽车尾气排放，因为那个时候，洛杉矶城就有250多万辆车，每天耗油一千多吨。
而现在，北京车辆总数在2012年底就已经超过了5百万辆， 是当时洛杉矶的两倍多。
洛杉矶是怎样走出雾霾困扰的呢? 洛杉矶对雾霾的治理也不是一帆风顺，与目前的中国一样，对改善公共环境，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汽车制造业反对任何对其利益有损的治理措施，环保人士则要求政府尽快立法引入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
由于双方的博弈，在雾霾主要原因被揭示后的20多年，也就是直到1975年，才通过立法实现了所有汽车都安装了尾气净化器。当时的尾气净化器是60年代发明的一项汽车环保新技术，对该技术的强制运用，被认为是治理洛杉矶雾霾的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关键技术举措。
由于洛杉矶是最早强制使用尾气净化器的城市，结果不但治理了雾霾，同时还顺手牵羊，为美国打造了一批目前在世界领先的尾气净化器生产厂商，让美国人掌握了尾气净化器最关键的核心生产技术。
洛杉矶通过强制使用尾气净化器来治理雾霾的经验给中国什么启发哪?
第一是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就是一对相克的对立体。
第二是环境治理，尤其是对目前雾霾困扰的治理，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发展新技术。
第三为尽快地有效治理雾霾，一个有决心的强势政府会更有作用，因为一旦有了新技术，强势政府就可以使用政府资源，以最快速度强力支持新技术的推广使用。
在洛杉矶的治雾霾史中，好莱坞明星、家庭妇女、良心科学家、铁腕政府官员都做出各自的努力，无人置身事外。
治理雾霾，无人能置身事外
随着深入采访和了解洛杉矶这座城市70年来、时至今日仍在进行的与空气污染斗智斗勇的故事，我深深地感到，治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它的成功首先需要一个有远见、有作为、对居民负责的政府;然而，它又绝不仅仅是那些行政官员的责任。在洛杉矶的实践中，立法机构、科学家、企业界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对于洛杉矶公民而言，一方面，他们关注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勇于向政府和污染企业问责;另一方面，他们从个体做起，自我约束，身体力行做出改变。
毋庸讳言，要牺牲自己已经习惯并甘之如饴的生活方式，很难。但在今天的洛杉矶，我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车行天下的城市里减少开车、尽量拼车、购买清洁汽车，或者干脆选择骑自行车和步行。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做一点小事，自己生活和热爱着的城市便会大大不同。
除了美国外，英国、日本、韩国等，都曾被雾霾问题缠绕。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志于发展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国家或者地区，都曾经或者正在遭受雾霾的惩罚，在人类工业革命兴起200多年之后，中国人的确是比较晚才直面雾霾问题。
伦敦雾霾
伦敦的雾霾最早，也最被人熟知。英国或者伦敦是工业革命兴起最早的地方。根据历史记载，1950年以前，大约100年间，伦敦至少出现过10次大规模的雾霾事件。1952年是雾霾的高峰期。
1952年12月5日至12月10日之间，大雾遮盖了伦敦城市。和我们今天的境况一样。司机连前方不远的车辆行人都见不到，演艺场馆和美术馆以“观众看不见舞台”的理由，停止演出或展览。人人眼痛、鼻痛、咳嗽不止。医院接收了大量因呼吸道疾病需接受治疗的人。
科学家记录下了这样的场景：“污染物遂浓缩形成为值数仅为pH2的强酸性、高浓度的硫酸雾。亚硫酸气体的正常峰值浓度为 0.1 ppm 至0.7 ppm ，悬浮颗粒的正常值为 0.2 mg/m3 至 1.7 mg/m3 ，超出即属异常。”这大概是比较早的关于空气pm2.5的数据记录了。
伦敦雾霾期间，这个城市死亡4000余人。诸多老人和儿童为慢性病患者，在其后数周间，8000余人死亡，合计死者数达12000人以上。
为解决雾霾问题，英国政府在1950年代接连出台多项燃料使用规范，制定禁止工厂排放的基准，1954年，英国政府推出“伦敦城”(City ofLondon Various Powers Act 1954)，1956年推出“大气净化法”(Clean Air Act)。通过这样的政策改良，至1975年，伦敦每年的雾日已下降到15天;1980年更下降到5天，伦敦终于走出雾霾，重现蓝天。
为治理空气污染，伦敦付出了30年的时间。
日本雾霾
二战之后，日本人重新全面启动工业技术的建设，相应的环境污染也随之而来。1960年到1972年间，三重县四日市因大气污染，引发了几乎包括所有市民在内的哮喘疾病，并由此成为日本四大公害病之一，直接或者间接因为哮喘病而死去的人，也在10000人左右。
和伦敦的雾霾一样，日本雾霾的祸首依然是企业排放出的硫氧化物(SOx)。冬季是日本雾霾高发的季节，就像北京的冬季。
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原料和燃料低硫化”，使进口原油低硫化，火力发电厂使用低硫重油，推广使用重油脱硫技术等;“排烟脱硫”，通过技术去除废气的硫磺成分;“促进能源节约和向污染低的产业结构转型”，减少对石油能源的依赖，尽量使用清洁能源。
真正摆脱雾霾的噩梦，日本差不多也花了30年的时间。
韩国雾霾
韩国的经济起步，比日本更晚，80年代初期工业经济开始大面积起飞，随之而来的空气污染，河流污染、森林污染十分严重。90年代初首尔因为大气污染严重被评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可贵的是，韩国政府勇敢地承担起治理污染的责任。以首尔为例，政府对工厂、学校等诱发人口集中设施的新、扩建进行总量控制，同时规划“核心城+卫星城”的组合发展，周边有20多个卫星小城，分散了30%的城市人口。核心城与卫星城之间地带，用森林和农地进行分割。在私家车控制上，首尔的办法是以税费来抑制私家车的增长与使用。之后随着韩国产业升级，首尔韩国大气质量有了本质性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