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也许又将是“挣扎”的一年。
年初，搜狐与华夏银行联合推出了“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问卷”，参加调查的416家中小企业中，有63.94%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并不乐观，50.72%的企业对自身未来一年的总体运行状况表示并不乐观。有69.47%的企业表示，不会在未来一年里继续投入资金，进行设备购买、企业扩张。
最近几年，由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经过几年的生存“挣扎”，大部分中小企业对经济放缓早有心理准备，但2014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5%，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了压力，最终，有一部分人选择要“结束企业”，在东莞经营多年鞋业制造生意的陈家瑞就是其中一员。
“原材料、劳动力和营销成本上升，企业税费负担沉重，内外需不振、业务萎缩，企业资金短缺、融资难、经营难，这些都是我最终选择结束生意的主要原因。无论中央政策怎么制定，但现在为止，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融资还是主要以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为主，两者的占比几乎相当。我们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有些企业没有担保，现在政府没有什么有利的扶持政策，利润低、利率却很高。”陈家瑞说。在他的工厂周围，原本有二十几个中小型加工企业为当地几家国内知名运动服装品牌做配套，现在还在经营的已经寥寥无几。
对国内制鞋业比较了解的陈家瑞对《中国民商》记者介绍说，之前在东莞的很多台资鞋厂近一半已经转移到东南亚。仅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鞋厂就有40多家。“柬埔寨当地地价便宜，劳动成本也比东莞低许多，东莞制鞋工人月薪已经到了4000左右，还时常出现招工荒。东南亚的制造运营成本确实比国内低了很多。”
同时，据媒体和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来看，如耐克、阿迪达斯、H&M、ZARA、优衣库等国际大牌，早在几年前就完成了在东南亚的布局，而目前国内的服装纺织上市公司也在转移订单。此前，鲁泰纺织宣布投资800万美元在柬埔寨新建年产300万件衬衣加工厂;宁夏中银绒业通过受让柬埔寨鑫旺针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91%股权的方式，实现在柬埔寨设厂;百隆东方(色纺纱)、华孚色纺(纱线)等上市公司也均在越南投资设厂。
为耐克、阿迪达斯等知名运动品牌代工的制鞋巨头、全球最大的制鞋商宝成工业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在国内的51条生产线，近期又停掉了在东莞、中山等多条珠三角生产线，陆续将产能转移到印尼、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而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基地华坚集团更是于2011年开始投资埃塞俄比亚，将一部分“中国制造”变成了“非洲制造”。
有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资的涨幅已达69%，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此外，人民币升值也侧面导致了外企或者出口型企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更多的外资企业，如摩托罗拉、沃尔玛、卜蜂莲花、雅芳、宝洁等大牌公司裁撤中国部分机构的主要原因则可能是因业绩不佳的减负之举。
然而陈家瑞对记者说，外资企业逐渐离开是必然的，民营企业的境遇才更艰难。
“大家都说2008年以前外资企业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我觉得这个‘国民’更多应该是指‘民营’。”
陈家瑞口中的“超国民待遇”是指2008年以前国内对外资企业实行的“两免三减半”政策，即从盈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33%的企业所得税，加上减免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等，外资企业可减免接近40%的税负，这意味着，其比国内企业拥有40%左右的成本优势。国有企业在“资源”上的优势也是民营企业不能相比的，因此民营企业在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2008年后，虽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2010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也宣告统一，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宣告终结。但根据2012年底发布的全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2011年度，内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由2010年的22.87%下降到22.70%，外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由2010年的19.25%提高到20.46%，实际税负率平均上仍有2.24%的差距。
“大企业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只是家小企业。其实也不是一定坚持不下去，只是坚持下去太累，变数也太大，没多大意义了。”结束工厂后，陈家瑞带着妻子和女儿，投奔早已在法国定居多年的父母，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而年初一条有关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谐汽车董事长冯长革等众多企业家移民“岛国”，争做“岛民”的新闻，让像包括圣基茨在内的塞浦路斯、瓦努阿图、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岛国移民”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圣基茨的优势之一，是其公民在去往英国、爱尔兰、加拿大以及所有欧盟国家时享受和其他英联邦国度(如澳大利亚)一样的免签证待遇，并且能够获得包括无需学生签证就能在英国就读等特权。优势之二，圣基茨不要求申请人在该国登陆和居住，同时它承认双重国籍，公民入籍后政府不会向任何国家政府通报。更吸引中国企业家们的是圣基茨的“经济政策”：该国没有资本利得税、所得税和财富税，圣基茨也不会对公民的境外收入、利息、赠与、财产和遗产等征税，这无疑满足了企业家的最大需求。
应该说，在2012年下半年以前，这个岛国上还没有太多中国人的身影。而促使中国企业家“扎堆”前往的直接导火索可以回溯到2006年商务部与其他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简称“10号文”)上。文件中规定：红筹上市模式中企业和个人前往境外设立公司必须到商务部报批。正是这一条，让很多中国企业家被逼“上岛”。
通常一家公司想要采用红筹方式在境外上市，基本上会有如下几步：国内股东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境外离岸公司通过并购或换股的方式收购国内公司;重组完成后，以境外离岸公司为上市主体申请上市。然而根据“10号文”的相关规定，从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后收购国内公司的重组过程，到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上市交易，都要通过商务部乃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实际上增加了企业境外上市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是堵死了关联并购、换股并购等主要海外上市的必经之路。因此，至今为止这些规定的申请与审批在实践中仍鲜少启动。
在这之前，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为了避过层层审批、实现上市融资，普遍采用红筹模式奔赴海外上市融资。“10号文”的出台为所有寻求海外上市的民企设置了一堵“玻璃墙”，明明有路可走，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走得通。这样一来，有部分民营企业只能“甘冒”违规风险、不经审批到海外上市。
时间到了2013年，此时中国内地股市IPO处于叫停中、恢复时间暂不明朗，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又屡遭集体做空，到“香港上市”就成为了内地企业上市融资的首选。但是一直形同虚设的“10号文”在港股市场中却变成了难以逾越的大山。因为香港遵从中国内地法律，交易所有着否决企业的权力，任何企业上市若不符合中国法律就会被香港联交所否决。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为筹备上市所支付的律师费、审计费、投行费用等数千万元的成本将“打水漂”。
当多次申请审批或者架设海外子公司以绕过监管均未果时，部分民营企业家发现，或许只有变成“外国人”才能最终绕过“10号文”。由于传统移民国家移民申请的办理时间长、需要申请人登陆居住等限制，圣基茨最终脱颖而出。
政策的限制，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时间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政府也丧失了对移民企业家监管的权力。马云曾吐槽说，“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一纸文件”让很多原本希望企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无可奈何，企业的未来还未可知，但自己的国籍却率先“走了出去”。
“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最多受到政策优待，然后是外资，最后才轮到民营企业。”陈家瑞说。“企业家的离开，有时是被逼走的无奈。”
事实也正暗合了他的观点。
在中小型企业生存举步维艰，大型民营企业发展被受限制的同时，国有企业在经济放缓、众多行业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背靠政府大肆“进补”。
2013年，中国石油(601857，股吧)收获了A股补贴王的称号，一年间共获得财政补贴103亿，占其1422亿净利润的7%。这只是多年来“习惯成自然”的一个缩影，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国家财政补贴1258亿。2007~2008年间，它们曾因“炼油企业亏损严重”获得763.49亿元的补贴，而彼时地方民营炼厂却从未享受炼油补贴。
当然，其他国有上市公司也不甘落后。截至4月15日，在A股发布2013年年报的1686家上市公司中，有1559家获得政府补贴，占比超过90%。本来应该用于支持特定项目或者扶持新兴企业、促进创新型产业发展的政府补贴，大部分进入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口袋。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排名补贴额度前十名的上市公司中，央企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样的政策环境，甚至是法律环境下，对本来应该是市场经济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日子充满压力、不安，甚至是焦虑。
我们承认，在缺乏透明与监督的体制下，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以权力换取利益的寻租是必然;需要审批或资金的企业，在法制不健全、灰色地带盛行的社会里，以金钱攀附权力也是必然。因此，确实有很多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在共享权力盛宴后，也会被深深卷入政治博弈的漩涡，无法自拔。比如王益与魏东、周宏;陈良宇与张荣坤、周正毅;陈绍基、郑少东、相怀珠与黄光裕;刘铁男与倪日涛;刘志军与丁书苗。但或许换个角度来看，从不放弃掌控市场的政府，将失去监督的权力赋予一群凡人，因此，他们之中的一个或几个，用手中的权杖去“吸引”权力与金钱的奴隶。这是体制的恶果，不能由个别人完全承担。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也许很多“合谋”的内情并非我们所知那样。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经历“重庆打黑”之后，国内的企业家开始进入群体性焦虑之中，关于“商人本分是什么”的争论席卷而来。
然而这样的讨论，并不能阻止那些担忧自己和家人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企业家，开始将私有资产向海外转移，有些人干脆举家移民海外。那一年，曾有一次200多名民营企业家集体“出走”加拿大的举动，令人唏嘘。
